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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随记

以前的就算了,以后不适合放进短评的读后总结都放这里。


万历十五年(主要内容来自袁老师)

文本是如何产生的?

刻板又精细地捕捉文本隐含的东西。

开头最低的要求:提纲挈领。然后,可读性,最高,草蛇灰线

帝国的囚徒

李贽等人不难写,因为他们本就在奔波中在政务里,只要把所做与所遇的困境阐明即可,万历则最为难写。

第一章就是在说明万历本人的无力感。

传统史学:个人能力;现代史学:制度环境。前者粗疏,后者呆板。

故事为绳结串联起了皇帝无聊的生活,把万历写成一个困顿的人的策略相当成功:将制度与个人的因素有机结合,那些琐事中隐藏着理解帝国的密码,个人困境即帝国问题的缩影。

第一章非常精彩,开启了巨大的历史反思的功能,又详略得当文采斐然流畅爽利。

什么问题都道德化缺乏数字管理意识

搁置复杂性具体性单靠作者勾勒出来的一条具体的底线为历史盖棺定论的做法确实太过粗糙。

不作为结论而作为切入问题的思路:

泛道德化的倾向在当代中国依旧明显:这无助于讨论和解决事务上的问题。

帝国缺乏想象创新的能力与动力。

这种研究方式如今已几近消亡。

联系黄先生的生平。

文科真正的研究是把有毒的东西排出去。

把自己的想法落实为文字,呈现给读者,至关重要。

把知识转化为生存处境的一种美学展示一种可能性。

 结论先行的现象不可能完全摆脱,一个原因是历史研究者不愿承认历史的荒诞、脆弱与不稳定。在历史面前,人能做的唯有保持不断的反思与内省。

 

地中海三部曲

1453
1453 4.6~5.29 朱斯蒂尼亚尼 君士坦丁十一世 穆罕默德二世
海洋帝国
苏莱曼 巴巴罗萨·海雷丁 马耳他战役 拉·瓦莱特 勒班陀战役 堂胡安
财富帝国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先攻基督教城市扎拉 1204洗劫君士坦丁堡
1380基奥贾战役 威尼斯大胜热那亚 皮萨尼
1464~1499 威尼斯防御奥斯曼一系列战争,内格罗蓬特,勒班陀沦陷

没写到康布雷同盟有些遗憾。

从海洋的一隅便能瞥见人类历史的一切,一个又一个势力相继粉墨登场,竭尽心力占据舞台中央,而后便是盛极而衰,黯然退场,不停更换演员的反讽剧,恰构成了历史本身的循环。
脆弱之处在于,决定战争的因素太多,而决定胜败的,既可能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也可能只取决于发生前无人预料的偶发事件;另一点是,即使战争结束了,它的影响也要在很久以后才能得到清晰认知,大胜也可能很小,险胜也可能很大。
荒诞之处譬如神权与王权之间诡异的关系,既彼此交融依靠,又互相掣肘排斥,“异端比异教徒更可恨”在某些时候得到了现实实践,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明明目标是召集基督世界的力量以对外彰显基督世界的威仪,征程的终点却是基督教圣城。
环境对文明塑造力度之深也得以印证,缺少土地的威尼斯和大海举办了婚礼,也就有了他们独特的海洋文明,经济仅仅是独特表现的一个方面,政治文化亦在其中,延展开的是一整套世界观。
尽管主题是海洋,陆地的故事却占据了更多的篇幅,可见无论海洋再怎么波澜壮阔,人类也终究是要回归大地的。

 

沟口雄三关于中日问题的演讲

日本没有深刻反省最直接的原因:二战结束后,美国出于意识形态对立的需要保留了天皇制度而没有对军国主义思想及其罪行进行认真的清算。

三大原因

1.日本人缺乏历史感(对过去行为的反思)。

2.日本人缺乏责任感。对历史的感觉是同对个人行为的责任的看法相联系的。 而日本人对个人行为的判断更多地取决于当时的情境而较少与“历史”相联系。

这一点同日本人的特殊的民性有关。较之德国,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没有“原罪”感,没有忏悔的传统。西方罪感(来自内心深处),日本耻感(来自情境/周围人的评价)。日本人的“自我”意识较弱,容易被某种外在的力量推着走,当出现问题的时候个人由于缺乏对自我灵魂的拷问而趋于逃避责任。

日本有必要从自己的历史中学习东西,没有历史感的民族是难以让人信赖的。潜藏在日本人内心深处的“民族自我”是一个没有经过理性审视和批判的自我,那些不愿意反省军国主义历史的人,实际上是在逃避对“民族自我”作理性的审视。反省需要有历史感和明确的是非标准,需要清晰的自我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感。反省是对自我的再评价,是检讨自己行为。否定错误不等于否定自我,真正的反省与否定自我是不一样的。只有肯定自我才有真正的反省,才有对战争的谢罪,而缺乏反省的谢罪是缺乏诚意的,因而也没有意义。反省历史是痛苦的,需要勇气和自信,所以没有真正的反省也是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现。

3.中国人在处理战争赔偿问题上的失误。

中国人可能认为,放弃赔款,显示了大国的宽容和气度,但这却放弃了对事情判断的原则,也放弃了依靠法律来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与中国解决人际关系的传统方法是有联系的。“以德报怨”→不要赔偿,只要真诚的道歉,显示泱泱大国的风度。这是把一件可以量化、通过法律操作来解决的事情推到了人情的领域,给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困难。

习惯于把一个法律问题道义化,又习惯于让道义上的优势变成激情的肆意发泄→既得不到国际社会的同情,也得不到那些犯下罪行的人的尊重。

赔偿决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战争性质的问题,是对事情的一个“说法”。

30万之争→中国重原则,日本重细节。

让感情记忆承担历史内容,意味着不是把数值视为史实问题,而是把感情记忆,即现在形态的事实历史化。拘泥于30万这个数值的所谓科学态度,不仅将感情记忆从历史中抹杀掉,而且是一种把事件非历史化的共谋行为。

中国对南京大屠杀的调查工作不足。客观原因如由于当时中国缺乏详细的户籍档案,要精确统计南京大屠杀被害者数字很困难,但主观上政府和民间重视程度都不够。

二战后,犹太人并没有只停留在感情的谴责上,他们的政府和民间合力,对被害犹太人做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把能够搞清的每个被害犹太人的名字都记录下来了,并对死难者的后裔进行照顾(德国政府在柏林市中心建立了一座纪念碑,上面刻着所有大屠杀牺牲者的名字),还一直坚持追究加害者个人的法律责任。

纪念馆周围各种不文明行为→自己就不尊重自己,怎么获得别人的尊重?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卢沟桥纪念馆等被辟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当作让国人警醒、激起爱国热情、振兴中华的教材,“落后就挨打”的证据。

用民族主义反对民族主义,用爱国主义反对爱国主义。

没有从更为普遍/慈悲,即珍惜生命、反对暴力的立场来考虑问题。

胡思乱写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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